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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陈建功、冯牧、陈残云、雷达、莫言等名家到访东莞，助阵加持东莞市作协成立大会和《珠江潮》杂志笔会，此后，曾明了、曾小春、詹谷丰、胡海洋等作家来莞寻梦，开启了东莞文学的新篇章。

2006年，东莞开创全国地级市之先河面向全国作家开展签约创作，轰动文坛，王松、雪漠、陈启文、丁燕、赵勤、陈末等一大批慕名来东莞驻创作家络绎不绝。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量打工者聚集东莞，以王十月、郑小琼、塞壬、周齐林、莫华杰、柳冬妩等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作家群强势崛起，成为中国文坛一道亮丽风景，逐渐形成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桥头文学模式”“长安文学现象”等引人注目的文学群落。一大批打工作家在东莞大地演绎“麻雀变凤凰”的命运逆转和人生传奇，开启了东莞文学的美好时代。

前不久，《文艺报》头版头条刊发调研文章，指出更多的“王计兵”在东莞涌现，这座城市悄然孕育出一批来自工厂流水线、社区市井、服务行业等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他们以真实生活为底色，业余书写独特个体经验与社会变迁、生活百态的交织，形成独特的“东莞写作群”，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他们当中有清洁女工王瑛、烧烤店服务员温雄珍、石材师傅曾为民、蔬菜批发商黄立明、煤气罐送货工唐春元、体校校长章新宏等，他们用文字留下了这座移民城市珍贵的情感档案和历史记忆。

东莞文学一路繁花、满园春色，得益于良好文学传统持续拉动的多重因素，比如率先在全国打破户籍制度限制，帮助成绩突出的农民工创作者入户；签约50多名打工作家在东莞扎根创作；形成市、镇精准高效立体的创作扶持激励机制；创办《南飞燕》等刊物，阶段性结集出版作品汇编等。

东莞良好的文学生态链，曾出现“业余作者变成一级作家”的例证。从王十月挖掘出王瑛（清洁工作家）到郑小琼发现温雄珍（地摊摊主、店员作家），再到夏阳推荐田文宪（石材厂打工诗人），很多素人写作者被发现后，又发掘和培养出身边更多的素人写作者，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学代际传承，呈现出一座城市难能可贵的人文温度。随着大众写作意识的觉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新大众文艺的东莞实践”的独特价值逐渐确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东莞文学生态和城市叙事愈发呈现多样化，出现了很多以往的城乡叙事未能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现象，因而对它的文学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这是东莞文学的一个天然优势。正如《文艺报》总编辑刘颋在东莞调研时指出，城市的“迁徙性”带来大量的文化种子，生活在东莞的这些流动性个体，在渴求安定与置身流动性矛盾中产生了倾诉和表达的欲望，用文学书写抗衡流动性，安放精神和灵魂，他们的文字书写，不仅是一种文学内容，而是一种社会性集体记忆。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事实上已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通过“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与传播演变为一种对话和印证。

当前，人民大众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发轫于东莞樟木头的“中国作家第一村”“桥头文学模式”“长安文学现象”及其他文学群落，是“新大众文艺”的先声，也是“新大众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雏形。东莞“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现象就是“新大众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形成了人民书写、书写人民和人民接受、人民评价、人民传播的文艺景观。“中国作家第一村”与东莞“新大众文艺”的建构，一直在意义的互渗同构中丰富着自身的繁荣与发展，要打造成集创作研讨、版权交易、影视改编、文旅融合发展等为一体的文学聚集示范地，必须激活文学IP转化动能，整合资源推进“揭榜挂帅”项目，实施“文艺群落倍增计划”，构建“主村引领、多点开花”的全域文艺生态，推动文学惠民、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成为“新大众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案例。

从湖南清溪村、宁夏西海固到东莞的“中国作家第一村”，这三大文学现象的出现，将东莞的文学生态推进到一个大文学观的课题高度，助推东莞作家走向全国高瞻的视野和舞台，令昔日大多数沉默的“隐性写作”空前地被激活、被看见、被倾听、被尊重。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东莞市文联副主席、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最专业股票配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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